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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战胜利70年 重现安妮日记的历史足迹
法兰克福诗人小区的安妮故居。
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纪念馆安妮和玛戈纪念碑。
安妮·弗兰克是生于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她记录下的从1942到1944年亲历战争的日记，成为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重要见证。
“爸爸，你知道安妮和她的日记吗？”不久前，上8年级的女儿这样问我。
“你是怎么知道安妮的？安妮的日记是怎么回事儿？”我反问。
“我们有同学在课堂作业里讲了安妮和她的日记。”
令人心悸的巧合，我女儿今年13岁，与当年的安妮正好同龄。1942年6月12日，安妮得到了一本记事本，那是父亲送她的13岁生日礼物。从这一天开始到1944年8月1日，安妮在这个记事本上所记录的一切，成了“所有战争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文章中最具智慧及最动人的评注之一”（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安妮日记》美国版第一版的序言）。
安妮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躲藏在阿姆斯特丹一处“后宅”两年多时间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惨绝人寰地屠杀犹太人的重要见证。日记在1947年首先以《密室》为书名在荷兰发表，战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一版再版，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多次被改编为戏剧及电影。安妮也成了纳粹大屠杀最著名的受害人。
“这是你们学校的历史课吗？”我问女儿。
“不是历史课，是德语课。”
“关于二战、希特勒和纳粹，你们还知道什么？”
“历史课还没有学到这一时间，所以学校还没有真正讲二战和纳粹。但德语课里讲到一些小说，都是讲一些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的。”
“你对二战和希特勒知道多少？”我转头问9岁的小女儿。她在上4年级。
“纳粹杀了很多人。”尽管只是一句话，却包含了两个最关键的信息。令我惊讶的是，她用德语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纳粹”这一概念。
“我带你们去找安妮好吗？”
星期天的下午，雨紧一阵慢一阵地下着，天空灰色笼罩，雾气弥漫。春天已经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走遍了大地。满山遍野的嫩绿，簇拥着大片大片的亮黄，包裹着东一株西一株的粉红和雪白，扑向人们的眼帘。汽车刺穿灰蒙蒙的雨幕，划破绿油油黄橙橙的帷幔，在高速公路上疾驰。15分钟后，便到了法兰克福北城区的诗人小区。
诗人小区不是法兰克福的高档居住区，但这里有几条以19世纪70年代别墅为主的街道，建筑高大，林木葱郁，环境宜人。其中有一条甘霍费尔街，24号别墅临街的墙上挂着一块已经发黑的铜质匾牌，上面写着：“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曾在这座房子居住。她是纳粹迫害的受害人，1945年死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生和死——我们的责任。法兰克福青年。”
1931年，2岁的安妮和父亲奥托、母亲艾迪特及比她大3岁的姐姐玛戈一起搬到了这座4层小楼的底层居住。与很多的犹太人一样，父亲奥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所以家境富足。马路斜对面一片小树林，林边一颗合抱大树参天而立。我站在树下，凝视着对面的24号别墅，耳边依稀传来小女孩银铃般的笑声。林子里出现了一群嬉耍的小孩子，姐姐玛戈和小姐妹们相互追逐，小安妮站在树下，不时地扬起双手，发出欢笑。
这样的日子，可惜只过了两年。1933年3月，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便很快开始排犹。奥托担心继续留在德国会有危险，所以决定离开德国，搬到荷兰，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新的贸易公司。1934年2月，母亲艾迪特带着安妮和她的姐姐也来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新家。1933年至1939年，有30万名犹太人，像安妮一家一样，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德国。
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往北50多公里，吕纳堡荒原，连片的松树林苍茫无尽，绵延的石楠花似梦似醒，一条狭窄的车道穿行其间，孤独无望。
空旷的草地上，左一丛右一丛的石楠花中间，十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半米来高，黑底白字，格外醒目。石碑上星形犹太标志的下面，镌刻着几行小字：“玛戈·弗兰克1926-1945，安妮·弗兰克1929-1945”。
石碑为纪念安妮和玛戈而立，看似墓碑，但是，这里并不是安妮和玛戈的墓。安妮和她的姐姐，没有墓地。“不知道是哪天，她们就消失了。”没有人确切知道，安妮和玛戈到底是哪天死的。死亡登记里登的是1945年3月31日，但据幸存者回忆，姐妹俩应该在3月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位于吕纳堡荒原深处的这一处空旷所在，便是卑尔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纪念馆。集中营看守人员为了不留罪证，在1945年3月销毁了集中营的全部档案。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集中营时，为了阻止流行病，又烧毁了集中营的所有营棚。所以，就像其他几万名死于这里的人一样，安妮和玛戈死于哪天，无据可查。
“我从另外一名营友那里获知，安妮和玛戈是1944年11月3日到的卑尔根贝尔森。我和她们不在一个营区，但经常去看她们。”娜内特·布里茨1945年10月在给安妮的父亲奥托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娜内特是安妮在阿姆斯特丹的小学同学。据她回忆，她曾多次看见安妮，最后一次是在1945年1月。“她当时已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她用一条毯子裹着，已经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因为衣服里全是虱子。”
安妮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另一位朋友汉娜丽.格斯拉也回忆，曾在1945年2月初扔给安妮一小包零食。两个营区之间有一道篱笆，有时他们借着黄昏隔着篱笆偷偷见面。据汉娜丽回忆，这次会面，没有见到玛戈，因为当时玛戈已经病得很重，已没有力气走到篱笆墙。
安妮和玛戈得的是斑疹伤寒。斑疹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虱蚤传播，病症为高热、头痛、皮疹、神志不清。所有认识安妮和玛戈的幸存者。都记得安妮和玛戈在2月初已经有这些典型症状。但姐妹俩究竟是在哪天“消失”的，却没人知道。
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和其他4名躲在阿姆斯特丹一处“后宅”的犹太人因人告密而被捕。被捕后8人先被送进荷兰韦斯特博克的临时集中营，1944年9月3日被送上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2天后抵达奥斯威辛，同批到达的1019人中，549人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15岁的安妮、18岁的玛戈和她们的母亲和其他通过“筛选”的妇女，能够得以活命，是因为她们还可以被用来强制劳动。因为连年战争，德国军工企业劳动力奇缺，从1944年夏天起，犯人成了劳动力的最好补充。
安妮和其他留下来的妇女一样，被剃光了头发，脱光了衣服全身消毒，胳膊上被烫上了一串数字，作为识别码。常常是数个小时的罚站、遭强暴和虐待，整日的惶恐，因为偶发的皮疹、发热或受伤，就可能在下一次“筛选”中被淘汰，而被送进毒气室。安妮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她还和她的姐姐和妈妈在一起。而他的父亲在到达奥斯威辛后即被关到了男犯营，从此再也没能见到妻子和女儿。
但这样的幸运也只有两个月。11月1日夜间，安妮和玛戈和70来名妇女一起被塞进一节运送牲畜的火车车厢。妈妈艾迪特没能同行，她被留在了奥斯威辛。
除了一块面包、一截香肠或一片奶酪外，整个车厢还有一桶水，其他一无所有。火车走走停停，走了两天。没有人知道火车将把她们送到哪里，没有人能够记得安妮和玛戈在车上的样子。但是，不难想象，饥饿、干渴、劳累、困顿、疾病、恐惧和离别母亲的伤心，15岁的安妮，承受着花样少女一切不能承受之痛。11月3日，火车终于停靠在采勒车站。从车站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要穿越树林和荒原，步行10多公里。旷野中，石楠花在阴冷潮湿的秋雨中颤抖，生病的妇女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看押在吼叫、狼狗在狂嚎、射击场传来的枪声时密时稀，令人毛骨悚然……。
由于“犯人”的急速增加，卫生条件的急剧恶化，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1945年1月爆发了急性传染病斑疹伤寒，每天死亡上千人。看守为了躲避瘟疫，撤离营区，别说是治疗，最后连吃的都不给送，随“犯人”们自生自灭。即使在1945年4月集中营解放以后，仍有数千名被关押者死于疾病。
在集中营纪念馆空旷的草场上，石楠花覆盖着十几个“万人坑”，简易的石碑上刻着人数和立碑的时间:“此处埋着1000人。1945年4月。”或“此处埋着800人。1945年4月。”没有名和姓，没有墓志铭，不为纪念，只为不能忘却的记忆。
卑尔根贝尔森，最初只是一处为了安置修建德军射击训练场的工人所建的工棚，1939年二战爆发后扩建成为法国、比利时及苏联战俘营，1943年以后部分改建为集中营，临时关押用于交换和发送到别处做劳工的犹太人。到1945年，共关押大约12万人，其中至少5.2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据统计，纳粹在德国和它占领区共设立了24个“基础集中营”和数千个“外围营”。至少有400万犹太人、300万苏军战俘、还有其他各种“犯人”，在集中营被杀害、饿死或病死。因没有完整的登记材料，确切的死亡人数，到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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